这段不到两分钟的影像可能是电影史上最早的幕后花絮。1907年1月9日，高蒙电影公司位于巴黎肖蒙小丘的摄影棚里正在拍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芭蕾段落。在舞台下面、画面前景处，有一位穿着维多利亚式长裙的女士，她的左侧是新研发的专业摄影机，另一侧是配有扬声器的留声机。她是爱丽丝·居伊（Alice Guy），1896年至1906年间，她作为高蒙制片部主任，编导、制作、参与了90至110部声画同步影片。
论及有声电影的发端，人们最常提及的是卢米埃尔兄弟、乔治·梅里爱，爱丽丝·居伊曾经是与他们同时期比肩而立的人物，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历史所隐匿。“创造中的她”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展览，以这段影像为开端，纪念第一位女性电影制作人，也通过“她们”构建的世界，呈现了一个有别于经典电影史的百年叙事。
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国家级人文艺术项目“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发起了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创造中的她”，甄选40余件来自法国电影资料馆的珍贵馆藏，法国电影外，也包含与多部中国女性电影的并置对话。6月11日至7月13日，在外滩源壹号的一个个展厅，18部、总共8小时的影像作品同时呈现。观众漫步其中，仿佛是在世界电影的历史中徜徉，这些银幕故事也常常与现实情境互相映照。
展览开幕之际，还举行了中国女性电影人峰会。由戴锦华教授发起，集结活跃在一线的中国女性导演、剪辑师、摄影师、声音设计、服装美术等贯穿电影工业的领军人物，包括许鞍华、周新霞、刘伽茵、滕丛丛、邓璐等，共同探讨中国女性电影工作者的现实处境和时代命题。6月28日起，项目将以“法国电影周”的形式，将多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近年涌现的优秀女性电影进行公映呈现。
“我以前会说一句话，就是电影有太多的爸爸，而没有妈妈。这一次我感到自己多么无知，如果没有妈妈的话，是很难孕育和诞生新生命的，它们是有妈妈的，只不过妈妈被匿名了。”戴锦华也在展览中得到了很多收获。
“电影艺术诞生在19世纪末，它被父权社会建构。它的性别表达无处不在，在产业结构当中、政治经济逻辑当中、制作系统当中，同时在文本当中、镜头当中、语言逻辑当中、美学判断当中。这种状态始终在被批判，在被改变，改变的主体始终只是女性，这是无法假他人之手完成的。”在演讲中，戴锦华表达了反思和畅想，“在这个空间，我们遭遇历史的素材，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当下，这是因为我们想拥有未来，既是电影的未来、艺术的未来、女性的未来，当然，也是人类的未来。”
当魔法照进现实
1895年12月28日是电影的诞生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公开售票，用自己发明的电影放映机向世人展示了10部短片。那一天，魔术师梅里爱被这项全新的“魔法”所震撼，自此投身电影创作。22岁的爱丽丝·居伊时任高蒙电影公司秘书，她在更早些时候内部观摩了这批影片，并决定开启自己的电影实验。
几个月之后，居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甘蓝仙子》（1896）。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根据脚本拍摄的虚构电影，它取材于古老的童话故事——仙女从甘蓝菜丛中收获婴儿。另一部《女权主义的后果》（1906），则想象了一个男女社会性别对调的社会——在今天的影视作品，类似的幻想仍然不断在被诠释和演绎。
1911年，意大利早期电影理论家乔托·卡努杜发表了《第六艺术的诞生》，宣称电影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更是一种艺术形式。当美国好莱坞电影体系逐渐成型，法国掀起了“印象派电影”浪潮中，谢尔曼·杜拉克是其中最为立场鲜明而激进的旗手之一。
一战后的欧洲社会，当男性从战场归来，发现女性已在他们缺席之时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在回不去的往昔和共同的未来之间，“新男性”和“新女性”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成为杜拉克电影世界的主旋律。《微笑的布迪夫人》（1923）刻画了受困于干涸情感婚姻生活的女主人公，她的内心世界压抑、孤独而渴望弑夫，这被认为是最早直接体现女性意识的影片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电影也开始出现“新女性”形象。其中最轰动的“公案”即是：“一代名伶”阮玲玉出演了《新女性》（1935）之后，在影片诱发的重重纠葛中自杀身亡，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该片的故事原型来源于女编剧艾霞的命运悲剧，她以近乎自传的方式撰写了电影剧本《现代-女性》,并因爱情的挫败和生存压力选择终结生命。这部影片是由男性导演创作的，其中呈现的女性遭遇、意识和处境，令当下的我们依然感同身受。
1910至1920年代，最早的女间谍、女冒险家、女盗匪、女英雄陆续出现在电影的世界。这些女性角色突破了“女人作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情人、母亲”的社会规训，展现出强健、勇武、叛逆、果决、冷酷等特质。1913年的法国电影《普罗蒂亚》，塑造了影史上最早的女间谍角色；电影中女间谍身着黑色紧身衣的造型，催发了其后《吸血鬼》中的“蛇蝎美人”伊玛·薇普的诞生；法国人对于伊玛·薇普的迷恋，在1995年张曼玉主演的《迷离劫》中得到了复现……可以想象，而今风靡世界的“神奇女侠”“黑寡妇”等形象，也是在该序列的延长线上的发展和延伸……
当女性开始创作
在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相伴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女性从未缺席。她们以自身对电影官能语言的阐发，以自身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敏感，不断地拓宽着电影的可能性。
“杜拉克说过，电影是官能的旋律，她强调镜头本身的韵律性和旋律性，这可能是独属于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策展人汪汝徽介绍说，“她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所有的分析性的思维都停止了。她完全是在聆听内在的旋律。”
在展览的现场，当剪辑师周新霞、声音设计龙筱竹、服装美术马德帆开始分享自己的工作，我们能够清楚感受到她们如同艺术家一般的敏感和天赋。
“女性有一种旋律性的对创作意识的敏感，她们还非常善于‘编织’。”在汪汝徽看来，妮可·韦德雷斯在1946年执导的影片《巴黎1900》中，就将电影创作化为了一种编织性的艺术。她从700多部拍摄于1900年至1914年巴黎“美好年代”的历史影像中，剪辑出一部70余分钟的“影像散文”，既召唤着影像本身的历史灵晕，又穿插着自身的观点、评说、反思与随想。
正是这部作品，激发年少的阿涅斯·瓦尔达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在隔壁的展厅，瓦尔达为法国蓝色海岸所作的“小品文”，同样是在纪实影像与辛辣的随想之间游戈。瓦尔达的另一部短片《女雕像物语》呈现在大阶梯所在的广阔空间。观众跟随她的目光，漫步于巴黎的街头，凝视着自19世纪以来便背负着建筑的重量、却总是被忽视的女像柱，聆听着她们沉默的挽歌。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文学界和电影界都享有盛名，以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情人》《广岛之恋》都是影史经典。但杜拉斯相信自己导演影片更能完整表达创作理念，她一生执导了19部电影，本次展览中有其中两部《音乐》和《卡车》。
在《音乐》中，一对夫妻在感情冷淡了三年以后，回到曾经相恋的地方签署离婚协议。在此过程中，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男性一开始就在追问，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女性开始是沉默的，然后，在被压抑的无声的沉默之后，她慢慢说出自己的声音。华师大教授、文化研究学者毛尖非常欣赏这部电影，她认为在这种紧张关系当中流露出来的爱意特别动人，“在纠结当中流露出来的细腻的东西，被杜拉斯抓住了。”
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展览的最后篇章，以1987年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作结。该片故事源自一个“男与女、人与鬼、丑与美、阴与阳”的形象。黄蜀芹在息影休息的一段时间中阅读报告文学时偶获了一段信息“裴艳玲要排《钟馗嫁妹》”，她这样回忆道：“女演员要演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丑陋的鬼，我觉得太厉害了，很震动，然后这个形象就打进我脑子了。”
在执导这部电影的过程中，黄蜀芹的女性意识是一种不自觉地愈加明晰但纯然感发的过程。戴锦华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后也赶到上海与其交流，这部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的里程碑。刘伽茵导演称这部电影在她成长过程中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比较小的时候，我在电视里看过，在书本里也学习过，我觉得她所关注的女性的话题，它的复杂程度，电影文本本身的深度，都很难超越，非常值得现在重新去看一遍。”
展览中的电影，让每一个观看者感同身受，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当下的契机。对于很多女性电影工作者来说，她们首先并不愿意被限定在“女性”这个定义之下，总是希望创作是自由的，但在工作的过程中，女性意识也会逐渐“觉醒”。
刘伽茵坦陈，她很长时间都没有女性意识，一直到前两年创作《不虚此行》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故事中胡歌饰演的男主角如果是一个女性，会怎么样？“他是一个快40岁的、没有固定工作的、独自生活在北京的一个不成功的人，故事的核心命题就是一个普通人怎么面对和跨过人生的困惑，我意识到，如果换成女性角色，我要先回答很多别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我的阿勒泰》导演滕丛丛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她认为电影行业内还是存在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性骚扰，“有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要求场记必须是女孩，这个女孩是要给整个剧组的男性来调侃的。”
摄影指导邓璐、声音指导龙筱竹也分享了遭遇调侃或者性骚扰的经历，在电影行业中，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邓璐表示：“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告诉自己组里面的人，保护自己。很多女孩都不敢说，觉得很羞耻。不要这样认为，你告诉越多你身边的人，他们就能够保护你。”
即便已经成为了行业里的翘楚，这些电影工作者依然常常会发现，她们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错失机会。有导演曾经因为拍摄题材是科幻片，或者拍摄时间比较紧张，而拒绝女摄影师，这让邓璐非常不能理解。刘伽茵对于体育非常感兴趣，但她也发现，女性导演很难涉足这一领域。
“我们都如此坦率地谈到，生为女人，我们遭遇到的困境，我们可能面对的丑恶和暴力，更多时候，也许是无所不在的如芒刺在背。人们似乎非常公允地说：你太敏感了，这又算什么呢？但是只有身为女人，你才会知道这一切里面所携带的辛酸。你必须去直面，去经历，你必须去穿过。”戴锦华表示，“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女性仍然整体地因为自己的性别而置身在某一种弱势的状态。我并不是说，男性电影人没有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性别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讲越来越严酷的等级制，我们是在讲，权力的持有者是如何用他们的权力去伤害相对弱势的或者说处于低阶的人群。”
戴锦华也看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女性电影人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23年《芭比》成为好莱坞电影全球票房断层第一，其导演、编剧格蕾塔·葛韦格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它是温和的、有力的嘲讽，也释放了一种解放的梦想。”
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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